赵斐然说的刘博士,名叫刘汉松,是在弗吉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一名中国留学生。出国那年,他已经是32岁,在单位上是个副教授,他的妻子田如芝则是校团委的副书记。因为看不到发展前途,又艳羡国外的生活条件,刘汉松毅然从单位离职,申请了弗大的奖学金,来到了美国。
在美国的第一年,因为有奖学金,刘汉松的生活条件还是很不错的。呆了一年之后,他便把妻子和3岁的孩子都接到了美国,享受发达国家的待遇。谁料想,一家人刚刚团圆,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,他申请的第二年奖学金没有获得批准,全家人的生活来源面临着断绝的威胁。
当年,在国外的留学生,大致可以分为三类。
第一类是公派,拿着国家的津贴,吃不好也饿不死,学成回国,也啥念想。当然,留学结束之后拒绝回国的,也不在少数,其代价当然就是丢掉了在国内的公职,而且面临着一系列罚款之类的惩罚。
第二类是拿到了国外奖学金的自费留学生,根据奖学金的多寡,分别处于富裕、中等、贫穷等各个层次。哪一个层次的人,都会利用业余时间去打一份工,哪怕是为了攒一点钱也行。当年留学生打工的平均收入水平是一小时4至5美元,合人民币25块钱,一星期打20小时工,就能挣到人民币500块钱,相当于在国内小半年的收入,没见过钱的中国人几乎没人能够抵制这种诱-惑。
第三类就是如刘汉松这种,没拿到奖学金,或者原来有、后来中断了奖学金的。这类留学生必须靠自己打工挣钱来维持生计,处境可谓是苦不堪言。
至于说后世最常见的那种拿着爹娘的钱到国外读书的,在当年简直比在美国的熊猫还少。在美国,一个月的生活费最少也得四五百美元,相当于2000多人民币,国内有几个人能够有这样高的收入?
得知奖学金未能申请下来,刘汉松与田如芝便开始商量着如何维持一家人生活的问题。一个方案当然是两口子都去打工,但这样一来,刘汉松的学业就要受到影响,取得博士学位的时间就要推后,而这又意味着他们要过更长时间的苦日子。第二个方案就是刘汉松全力以赴地做学问,田如芝一个人同时打两份工,一天工作12个小时,以保证获得足够生活的收入。
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,两口子最终选择了第二个方案。田如芝表示,自己累上两到三年,等刘汉松拿到博士学位,找到工作,一家人就可以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了,这样她的付出也就有了回报。
含辛茹苦这种话,说起来容易,但真正做起来的时候,两口子才知道是多么困难。田如芝打工的一家餐馆是台岛人开的中餐馆,老板对于大陆客非常歧视,动辄用脏话对她进行辱骂,而餐馆里其他的员工也担心她会威胁到自己的职位,对她百般刁难。她打的另一份工则是在写字楼里做保洁,一个人就要负责四个楼层的所有走廊和厕所的清洁。
在累得坐在墙角不能动弹的时候,田如芝总会想起来美国之前自己在京城工业大学团委的那间办公室,虽然办公桌是那样粗糙简陋,但从窗户里晒进来的阳光,永远都是那样的温暖。每次想到此处,她都会忍不住泪流满面。
刘汉松知道妻子的辛苦,但他能做的,仅仅是在妻子深夜从打工的地方回来之后,替她捏捏背、捶捶腰,淘一把热毛巾给她捂一捂僵硬的脸颊。他不能去帮妻子承担这些事情,全家人过上幸福生活的希望,就寄托在他的博士学位上,他必须全神贯注地去查资料、做实验,争取早一天完成自己的毕业论文。
许晓琪刚到弗大来读书的时候,就听弗大的中国留学生们说起过有这样一位可怜的刘博士,还有他那可怜的妻子。留学生们也发起过为刘博士捐款的行动,但大家都是穷人,能够捐出来的数目非常有限,而且也无法一而再之地这样做。
张伟琳和赵斐然是从许晓琪那里听说刘博士这个人的,而且知道刘汉松早先也是毕业于京城大学的,算是她们的学长。她们三个人曾经一起结伴到刘汉松的住处去看过一次,给孩子带去了很多零食。不过,当她们想把凑出来的50美元送给刘汉松时,刘汉松断然地拒绝了,不管怎么说,他还得维持自己最后的那点自尊。
听完三个女孩子你一言我一语的讲述,宁默有些为难。刘汉松的遭遇,他当然是非常同情的。但要说见到可怜的人就提供帮助,他又能帮助得过来吗?再说,放着国内的副教授不当,非要跑到美国来受苦受累,这样的人是否值得同情呢?
“宁哥,你要是为难就算了。我们三个人赚到钱以后,想办法去帮助他一下就行了。我听说刘博士的论文也快要完成了,如果一切顺利,可能再坚持一年,他就能够毕业了。”许晓琪看着宁默沉默不语的样子,赶紧替他开解道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她已经把对宁默的称呼变成了“宁哥”。
“我倒不是为难。”宁默解释道,“我是觉得,像他这种情况的留学生,可能也不止一个吧?我们帮了他,别人怎么办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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