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快，李卓然布置西路军政治部着手组建张掖地区各界抗日民主政府，定于明天举办张掖各界人士迎春茶话会，前期已由保卫局、地方工作部、宣传部拟定邀请名单、审查历史经历，今天下午由政治部把请柬连同年货送到参会者家中。
西路军组织部已经拿出抗日民主政府的框架结构、下属机构、职责权限、参议会的推举人选、各族各界人员比例、权利和义务。明天我们将邀请与会人士积极参加到参议会中，成立张掖县参议会，逐步把这种方法推广到各县，计划在2月28日召开张掖地区参议会成立大会，由参议会推选出民主政府。
要求各县驻军部队模范遵守群众纪律，主动为当地人民做好事、实事，关心群众疾苦，解决群众困难，赢得群众支持。先摸清本县人员构成，建立起相互信任的良好关系，逐步成立本县参议会。
前线总指挥陈海松做出了部署，要求各级领导把中央的嘉奖令传达到每一个指战员，以此为新的起点，再接再厉，刻苦训练，再立新功。
各部到达新的指定驻地后，一方面加紧训练，认真落实总部训练部下发的单兵战术训练大纲；一方面尊重当地群众，保护地方安定，善待士绅工商业者，展示红军的优良作风和爱民传统，搞好军民关系；第三不要忘了宣传国内外形势，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唤起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，吸收热血青年加入我军共同抗日。
30军88师立即赶往高台，留下一个团驻守高台，其他两个团接收兵力空虚的酒泉城。郑维山政委带领263团向星星峡靠近，与守军接触后在附近驻扎。
89师负责清剿黑河以北的马家军残余武装，收缴民间武器，维护地方安定。加强军事训练，发起宣传鼓动工作。
红九军25师进驻民乐，李太国政委率领73团追击消灭残敌后驻守峨堡镇，对青海方面保持作战准备，扣押青海方面过来的人员物资。
27师负责张掖周边的安全，对马家军训练大营实时监视看管。
九军独立师全军移师山丹开始整编训练，对武威方向保持防御，并做好进攻准备。”
各部首长得到指示后立即分头准备。
随后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，研究停战谈判、建立张掖地区民族统一战线等事宜。
几位委员还沉浸在获得红星奖章的巨大喜悦之中。
徐向前感慨地说：“一、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，1935年6月20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主席为我颁发过一等红星奖章，表彰我在红四方面军的创建和发展中做出的贡献。
当时我没有现在这样感到光荣和骄傲，那时我们兵强马壮，却瞧不起中央、容不下中央，张国焘提出谁人多枪多谁就应该当领导，使我党丧失了一次团结统一的大好机会。
我很后悔没有顶住张国焘的错误路线，眼睁睁地看着中央红军匆匆北上，眼睁睁地看着四方面军南下遭受重大损失，八、九万人到达会宁时只剩3万多人。9月9日中央红军离开前，毛主席来征求我北上的意见，我犹豫再三表示两军既已会合不宜分开，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不好。
虽然是因为舍不得一手带出来的部队，却让我一直自责到现在。
今天虽然我只获得了二等红星奖章，却是我们服从中央指挥，配合中央作战得到的中央的肯定和鼓励，我会珍惜这份荣誉，自觉接受中央的领导，努力完成中央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。”
陈昌浩也激动地说：“南下失败，北上以后，尤其是西征以来，我和向前同志的感受是一样的，甚至比他更加烦闷。毕竟我是四方面军总政委，四方面军的分裂行为，我也是有责任的，也发表过许多宗派主义的言论。9月9日毛主席也来征求过我的意见，我当时表示绝对服从张主席。
现在想来，还是自己党性观念差、个人感情和私心蒙蔽了理智。进入河西以来就处在矛盾当中，又想遵照中央指示去做，又考虑西路军和个人的出路，总是担心中央记恨我。使自己无法担负起西路军统帅应尽的责任，一味地消极防御，被动地等待外部救援，丧失了自主精神，险些酿成覆灭悲剧。
中央没有追究我的过错，反而授予我地位尊崇的红星奖章，让我万分感动。35年7月18日中央曾给我颁发过一等红星奖章，可惜那次我没有珍惜。我会以此为动力，为鞭策，用心学习，用心工作，把西路军引领到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。”
西路军保卫局局长曾传六听两位领导说的动情也说道：“你们也不要过于自责，毕竟当年我们都受了张国焘的蒙蔽，中央走得匆忙，也没派人解释，连董振堂的5军团、罗炳辉的9军团都没打招呼。听说是因为张国焘给你发来了对中央下手的密电，是吗？”
“是的，张主席对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几次联合会议的结果很不满意，希望我们四方面军应该有九人进入政治局，结果只有我和周纯全补进政治局，向前我们三人进入中央委员会，无法获得多数票，在南下问题上始终无法获得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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